书摘|美国独立战争,终结了捕鲸业的黄金岁月?

 中国新闻网-金融     |      2019-06-20 18:05

获得这些许可让楠塔基特岛人感到欢欣鼓舞,他们终于有了一个能说服自己继续坚持到战争结束的理由。自此之后,楠塔基特岛的运气还真的开始好转了。人们装备了几艘捕鲸船出海,收获回来的鲸鱼油和鲸须使得岛上居民与大陆,及私下里与伦敦之间的贸易重新兴盛了起来。不过这样的转机还是没能彻底解决楠塔基特岛捕鲸人的问题。无论是否获得了许可证,英国人还是会将楠塔基特岛捕鲸船视为掠夺目标,不仅会抢走船上价值高昂的货物,甚至还击沉了几艘捕鲸船。楠塔基特岛人认定,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再派遣一个代表团去向英国人申请更多的许可证,并要求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袭击。普通法院遵循一贯的先例,再一次批准了楠塔基特岛人前往纽约的申请,后者在那里不但获得了24份许可证,还获得了英国人关于停止突袭楠塔基特岛的保证。

产生这种怀疑的理由足够充分。早在1775年年初,弗朗西斯和威廉·罗齐,还有其他几个殖民地捕鲸商人就开始筹划万一爆发战争,他们该如何继续进行捕鲸作业。最终他们选择了位于抹香鲸密集的,位于南方水域中心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作为捕鲸活动的基地,并打算向那里派出15~20艘捕鲸船。起初商人们打算从一个英国港口装备船只出发,但是这样的计划出于实际原因而不得不被放弃了,因为和敌人关系太密切的话,商人们就很难招到殖民地捕鲸人来充当船员。这些人要么是不愿意选边站队,要么是同情殖民地定居者的革命事业。商人们希望能够摆出一副中立的姿态以说服船员加入他们的船队,这样才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建立起新的殖民地和港口。比选择在哪里装备船只更难的,其实是如何为自己将大部分鲸鱼油和鲸须都运到英国港口的行为辩驳,这个举动显然是不怎么中立的。根据约瑟夫·麦克德维特的说法,捕鲸人给自己找的“正当理由”是“他们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至于“商人们把渔民的产品卖到了哪里就不是他们操心的事了”。不过,在商人们还没来得及执行自己的计划之前,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普通法院就让商人们的如意算盘落了空。1775年8月10日,法院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从8月15日起,所有捕鲸船在出海捕鲸前必须先获得法院颁发的许可证。几周之后,法院又补充说要获得这种许可证,捕鲸船的所有者必须缴纳2000英镑的押金,并且所有货物必须在殖民地港口进行卸载,而不能在波士顿和楠塔基特岛的港口。这样做的目的显然就是防止到马尔维纳斯群岛捕鲸的船队将货物卖给英国人,同时也确保殖民地的捕鲸人不会以任何方式为敌人提供帮助。

美国独立战争对于殖民地捕鲸活动的影响是毁灭性的。整条海岸线上的捕鲸活动都暂停了,一方面是因为捕鲸船被英国海军扣押的风险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原本参加捕鲸活动的人们都投身到爱国运动中去了。历史学家奥贝德·梅西描述说当莱克星顿的枪声传到楠塔基特岛的时候,“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哀伤,心中都充满了恐惧,而这都是因为对同一件事的担忧——那就是战争”。这个岛屿太依赖捕鲸行业了,即便是在战争即将降临的前提下,要人们停止捕鲸也是无法想象的。在革命期间,楠塔基特岛是殖民地唯一一个试图躲过敌对双方军力,继续进行捕鲸活动的港口,只不过这样的尝试通常都是失败的。

请愿书中依据宗教信念而宣布中立的要求是诚恳的。和平主义和避免冲突本来就是贵格会长期以来的标志,在这份请愿书写成之后没多久,就发生了一件不怎么光彩的事件来证明他们的这个特点。实际上,这件事的由头还要追溯到11年前,当时威廉·罗齐从一位去世的波士顿商人那里获得了大量的货物,因为这个商人生前欠了他的债。这些货物中包括一些毛瑟枪,很多还是带刺刀的。罗齐随即将这批枪支出售给了即将到北方捕鲸的捕鲸船船员,这样他们在捕鲸间歇时还可以打打水鸟之类的。不过,每当有人选中带刺刀的步枪时,罗齐这个贵格会教徒都会不顾买家的抗议而扣下刺刀。罗齐把卸下来的刺刀存放在一边,时间一长就把这件事忘了。不过,至少有一个大陆上的人还记着这件事,如今战争爆发,他第一时间找到罗齐,要求后者把这些刺刀提供给殖民地军队使用。因为这样的做法与自己的信仰相抵触,所以罗齐拒绝了这个要求。“这些武器是以夺人性命为目的而制造和使用的,”罗齐宣称,“所以我不能把武器放到一个要去杀死另一个人的人手中,就如我自己不能杀人一样。”

在1779年剩下的时间里,楠塔基特岛居民的处境没能出现任何改善,食物供给不断减少,与大陆的贸易禁令也一直很严格。虽然代表团刚刚与英国军队达成了一些共识,但楠塔基特岛的船只在海上还是面临着受到攻击的切实威胁,也的确有一些船依然遭到了扣押。之后,楠塔基特岛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了。奥贝德·梅西写道:“岛上居民在1780年陷入了更糟糕的处境,那可以说是整个革命战争期间最艰辛的一年。”从1779年12月底到1780年春,这个地区遭遇了一个“严寒的冬天”。港口里结冰的面积不断扩大,一直延伸到人们再看不到一点未被封冻的水面。无论是岛屿、陆地还是沼泽里的冰雪都堆得极厚,连柴火都很难找到。这就是那几年里楠塔基特岛人不得不忍受的艰难困苦。

历史学家们普遍认同的一点是,在1775年至1779年年初这段时间,除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捕鲸船队之外,包括楠塔基特岛和其他殖民地港口在内的所有殖民地捕鲸活动基本上都暂停了。虽然有一小拨商人坚持运营,缴纳押金获取捕鲸许可,但是在这些船上的水手们必须时刻保持着警惕,因为他们都知道,那些在大西洋上积极巡逻的英国战舰就是奔着掠夺战利品的目标而来的。除了战利品,英国人还想要捕获尽可能多的俘虏,根据议会通过的一项非常令人不安的法案的规定,任何从殖民地船只上抓来的俘虏都要被强制征作水手在英国战舰上服役。少数一些大臣认为这项法案是非常邪恶的,他们之中还有人称该法案为“被美化的暴政”,因为这项法案“判定的刑罚比死刑还可怕,是强迫那些在这场掠夺性的战争中不幸被俘的人拿起武器,与自己的家庭、亲人、朋友和祖国为敌”。当捕鲸船船长内森·福格勒(Nathan Folger)面对这样的前景时,他坚定地拒绝说:“你可以把我吊死在你的横桅杆上,但是你无法让我背叛我的祖国!”

几天之后,楠塔基特岛人听说伦纳德可能打算卷土重来,于是他们向马萨诸塞普通法院提出请求,要状告英国的那些指挥官。楠塔基特岛人在4月14日收到了积极的回复,不过此时的他们其实已经自行采取行动了。就在几天前,楠塔基特岛居民本杰明·塔珀博士(Dr Benjamin Tupper)听说伦纳德正在纽波特集结军力,随时可能向楠塔基特岛发起进攻。鉴于这样的情报,楠塔基特岛镇议会决定自己不能坐以待毙,而是应当立即向纽波特派遣一支代表团“尝试化解随时可能发生的”来自英国人的进攻。因此,在4月13日,威廉·罗齐、塔珀博士和塞缪尔·斯塔巴克(Samuel Starbuck)三人一起乘船来到了纽波特。刚进入港口,这一行人就看到伦纳德和他的手下正在为起航做准备。代表团已经没有一点时间可浪费,于是他们立即要求面见统领海军的威廉·道森上校(Capt William Dawson)和领导陆军的理查德·普雷斯科特将军(Gen Richard Prescott)。结果这两个人都拒绝接见代表团并要求他们立即离开。然而塔珀博士并不是会被轻易劝阻的人。他登上了道森的船,对他进行了一番严厉的指责:“你命令我们离开。我们绝不会就这么被吓跑,我们也不会离开。我们知道你的权限范围。你也许可以扣押我们的船,或者把我们关进监狱——这样的威胁对我们来说总好过被赶走。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获得和平,而你本应该鼓励任何这样的尝试。”代表团成功为自己争取到了在此停留的权利,不过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英国人还是禁止他们离开自己的船。最终,经过代表团反复催促,他们才终于被许可上岸。几位代表要求延后对该岛进行搜查的时间,好让他们有机会到纽约向英国指挥官申请获得保护。这个要求被批准之后,楠塔基特岛人就继续乘船向南航行了。

如果你们和英国没有都授予我们许可,我们能继续进行这项活动吗?

楠塔基特岛的苦难几乎是从战争一爆发就立刻开始了。1775年5月23日,一艘搭载了100多名各殖民地士兵的船停靠在楠塔基特岛,他们在这里停留了5天,征用了大量的面粉和大约50条捕鲸小艇。楠塔基特岛的捕鲸小艇以其可操控性、在复杂天气下的稳定性和在海上的隐蔽性著称,非常适合用来做殖民地军队的摆渡船或是向英国前哨站和英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到了5月29日,大陆会议决定采取严格的措施限制向岛上输送物资,规定自那时起,“除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之外,任何地区不得向楠塔基特岛输送粮食和必需品”,而且这些“粮食和必需品”只能“供岛内居民使用”。到了7月,大陆会议又发起了联合抵制从大陆地区向楠塔基特岛输出“任何粮食和必需品”的行动,除非岛上居民能证明“他们此时拥有的粮食和必需品都是供岛内居民消费的,从来没有且在未来也不会用于供外国人消费”。大陆会议采取这两次行动的原因都是人们强烈怀疑楠塔基特岛人在暗中向英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英国的捕鲸行业提供宝贵的物资。

“这个国家的捕鲸行业值得保护吗?

1779年3月亚当斯返回了美国,他试图再一次号召人们支持他的计划。1779年9月13日,他在写给马萨诸塞州议会的书信中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尽管有法院的限制,罗齐一家和他们的合作伙伴还是想办法获得了许可证,然后在1775年9月初派出了船。其中5艘船一启程就立即被英国海军军舰声望号(Renown)和实验号(Experiment)扣押并带回了伦敦。这迫使弗朗西斯·罗齐和他的一个同事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立即乘船前往伦敦争取英国人对他们事业的支持,不过他们陈述自己的案例当然不只是为了获得支持,更是为了要回被扣的捕鲸船。罗齐和史密斯向英国政府提交了请愿书,其中强调了为什么英国人应当释放这些船,并为前往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捕鲸船队提供保护。他们宣称自己和自己的同事“在美洲发生的动乱中团结一致,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对英国的忠诚”,所以这些船队“应当被视为英国船队或非美洲船队”。最重要的是,他们争辩说在英国和美洲之间贸易缩减的情况下,这些船将为英国提供它急需的鲸鱼产品。这份请愿书达到了它想要达到的效果。捕鲸船都被释放了,马尔维纳斯群岛捕鲸船队也开始了在那里的捕鲸作业。这支船队的捕鲸活动是否成功及活动持续了多长时间都已经无法确定,不过有证据证明,他们的活动很可能一直持续到了战争末期。

在列举了船长的姓名并指出这些船并不像传说的那样有英国军舰护送之后,亚当斯提出“一艘护卫舰,或一艘装备24门炮,哪怕是20门炮也好的私掠船就足够”摧毁或扣押全部渔船,届时“至少可以从英国人手中解救450名出色的水手,还有可能动员他们加入抗击敌人的行动”。虽然议会将亚当斯的报告提交给了大陆会议,但还是没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看到自己的请求再一次遭到无视的亚当斯最终也放弃了这个提议。

没有。

如约翰·亚当斯注意到的那样,在英国战舰上服役并不是殖民地战俘唯一的选择。“每当英国战舰或私掠船俘虏了殖民地船的时候,”亚当斯写道,“政府要求他们必须给被俘船员选择的机会:要么登上英国战舰与祖国交战,要么登上捕鲸船去捕鲸。”这种两难选择背后的逻辑是:战争切断了英国从美国获得鲸鱼产品的供应链,而当时的英国对于这些产品,尤其是作为照明材料的抹香鲸鲸鱼油的需求又十分巨大。虽然政府再一次采取了各种激励措施刺激英国人重新开展捕鲸活动,不过它很快就意识到提升自己捕鲸能力更快捷的方法就是征用美国的捕鲸人才。结果就是,很多来自楠塔基特岛,和包括纽约、罗德岛及科德角在内的其他美国捕鲸港口的捕鲸人都被强行安排到了英国捕鲸船上工作。

随着战争的不断升级,楠塔基特岛的处境每况愈下。虽然起初关于限制与岛上进行贸易的规定有所放松,但岛上居民还是发现满足自己的日常生活需求变得越来越困难。前往大陆的船时刻面临着被英国巡洋舰扣押的风险,届时船上的船员不是被强征为士兵服役,就是要被关押到可怕的监狱船上,最终的结果通常只有死路一条。为了避免在采购物资的航行过程中遭到扣押,楠塔基特岛人通常会选择天气条件最恶劣的时候出发,希望能借此躲过他们的抓捕者。这种策略毫无疑问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楠塔基特岛派出的这些往返运送物资的船都是又细又长的,原本的设计意图是追求速度快而非稳定性高和坚固耐用。就算楠塔基特岛的船勉强抵达了大陆,他们还要面临另一个障碍。很多殖民地定居者因为怀疑和厌恶岛屿居民支持托利党的倾向,而不愿与他们进行交易,所以有的船根本买不到物资,只能“一无所获地返回”。

罗齐拒绝为殖民地军队提供装备的消息很快传了出去,让很多本来就认为他是颠覆分子并在暗中破坏革命大业的人愈加愤怒。虽然收到了死亡威胁,但罗齐仍然不肯妥协。后来他谈论到自己希望的处置方式是将这些刺刀都锤打成“修剪树枝的钩子”,不过这样的愿望无法实现,于是他决定将刺刀都沉入大海。这样做的结果是,罗齐不得不于1775年8月到殖民地议会中专门成立的一个委员会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罗齐并没有为此道歉,反而告诉调查人员说自己“这么做是在遵循原则”,而且他很“高兴”自己这样做了。委员会主席说他相信罗齐已经提供了“坦率的解释”,再说“任何人都有权依照自己的宗教原则行事”。不过,这位主席也补充道:“我为我们没能得到那些刺刀而感到可惜,因为我们确实非常需要这些武器。”虽然对罗齐和他的刺刀事件的调查就此结束了,但是这一事件的影响持续了很久,而且经常会被拿来作为证明罗齐,进而引申为整个楠塔基特岛上居民对英国人抱有同情心的证据。

到1782年下半年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楠塔基特岛决定采取一些新的行动。美国私掠船长期以来的掠夺行为给楠塔基特岛捕鲸活动带来了不小的损害,岛上人认为要停止这种情形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获得英国许可的基础上再去申请一些美国颁发的许可。1782年9月25日,楠塔基特岛人向普通法院提出了申请。岛屿居民在申请书中指出战争给岛上的捕鲸行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如果“英国和美国”不同时授予岛上居民“不受干扰地自由捕鲸的权利”,那么这个曾经辉煌的行业就将走向终结。楠塔基特岛人深入地描述了此时的境况,并且提出了一个毫不掩饰的威胁。他们的结论是:如果楠塔基特岛捕鲸业的现状得不到任何改善,岛上的人将不得不“抛弃这个岛屿……届时曾经最活跃的渔业活动很可能就会转移到其他遥远的国家去,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享受各种鼓励措施”。

不过,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人们似乎又看到了一点希望的曙光。有消息从纽约传来:如果楠塔基特岛人提出要求,英国军队也许会批准他们出海捕鲸。楠塔基特岛上几乎没人愿意相信普通法院能同意他们派遣特使前去向英国人提出申请。面对这样一个两难处境的楠塔基特岛人选择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他们向普通法院保证,自己返回纽约只是为了取回丢失在那里的财物,于是法院批准他们前往;然而楠塔基特岛人一到纽约就抛弃了他们原本的说辞,转而去向英国人申请并成功获得了15份捕鲸许可。后来因为英国方面更换了领导,这些许可证都被作废了。坚持不懈的楠塔基特岛人又以同样的借口说服似乎完全被蒙在鼓里的普通法院再次批准他们前往纽约,并从那里获得了更多的捕鲸许可。

随着战争的继续,英国对于自己遭受的伤亡越来越气愤。作为回击,英国海军袭击了无数的沿海岸定居点,说是为了消灭“私掠船只的反动巢穴”,并为英国军队筹集额外的补给。261778年9月6日,英国海军来到新贝德福德,将岸上的村子劫掠一空。商店和仓库都被抢光了。枪支、火药、朗姆酒、绳子、咖啡、茶叶、大米、葡萄酒、烟草和其他物品都被装上了英国舰船。让新贝德福德成为一个重要的殖民地港口的那些建筑、码头和小型船队全部被付之一炬。整个地区的损失总计约为105000英镑。在新贝德福德满载而归之后,英国舰船又驶向了马撒葡萄园岛。他们于9月11日抵达目的地,在那里如法炮制,毁掉了6艘船、1家制盐作坊、23条捕鲸小艇,同时还抢走了10574只羊、315头牛、52吨草料和各种各样的武器和弹药。当英国人开始在马撒葡萄园岛大肆搜刮的时候,楠塔基特岛人收到了他们就是下一个目标的消息。整个岛屿陷入了一片恐慌,人们把能带走的东西都装上车运到镇外。不过,人们惧怕的这次灾难最终并没有降临。英国人登陆马撒葡萄园岛之后不久,岛上就经历了一场狂风暴雨。英国人虽然还想迎风前进,但最终只能在马撒葡萄园岛附近抛锚停泊,等待天气转好。结果他们等了3天还没等到机会,却等来海军上将理查德·豪(Adm Richard Howe)的命令,这些人只好立即返回纽约,楠塔基特岛就这样躲过了一劫。

普通法院对楠塔基特岛的处境深表同情,但是它仍然认为,楠塔基特岛要求的救济措施只有大陆会议才有权批准,因此法院将这份申请书移交给了该机构。威廉·罗齐和塞缪尔·斯塔巴克作为楠塔基特岛事业的倡导者随同被提交的文件一起前往了费城。在为获得捕鲸许可而进行游说活动的过程中,罗齐和一位来自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州代表团成员发生了争执,因为后者反对授予楠塔基特岛任何特权。罗齐后来回忆和这位代表对话的结尾部分内容如下:

尊敬的大人们:

就算楠塔基特岛上没有贵格会教徒,且岛上居民对于战争的反对不是部分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请愿书中提出的岛屿地理位置因素也足以说明为什么楠塔基特岛无法在冲突中做出选择。如果楠塔基特岛宣布脱离殖民地,那么他们的独立肯定维持不了多久,因为他们没有自卫的手段,也指望不上英国军队前来守卫,叛变的楠塔基特岛肯定很快就会被殖民地军队打败。同理,如果遵循岛上那些视自己为爱国者的岛民的意愿,把赌注下在起义的美洲定居者身上,楠塔基特岛人面临的威胁也并不会被消除,只是施加威胁的人变换一下而已。届时他们虽不用再担心来自大陆的攻击,但敌对的英国海军随时可能向他们发起报复行动,这一样会让岛上居民天天生活在恐惧之中。如楠塔基特岛的乔纳森·詹金斯(Jonathan Jenkins)在1775年9月指出的那样:“这个岛屿面临的处境是没有任何解决办法的,除非我们收拾行李离开,彻底抛弃这里,否则我们连一条载着20个士兵、装备了武器的双桅帆船都抵挡不了。”这个绝世而立的岛屿,这个“楠塔基特国”从没像此时这样孤立无援过。

糟糕的天气也加剧了楠塔基特岛人的厄运。1778年夏天,一场“狂风骤雨”摧毁了岛上近半数的庄稼,那正是岛上人仰仗的粮食来源。同年12月,一场暴雪横扫全岛,2/3的羊被吹进了大海或活埋在了积雪中,很多牛和马也出于类似的原因而不见了踪影。岛上一些上了年纪的居民评价说:“在人们的记忆中,楠塔基特岛的牲畜从来没有因为天气而遭受过这么严重的损失”。暴风雨带来的狂猛海浪还摧毁了建筑和码头,岛上的人不得不逃往别处保命。随着物资供应的缩减,物价开始飙升,很多人,尤其是穷人,不得不时刻面临着忍饥挨饿的风险。有些人为了避免更糟糕的未来而离开了岛屿,但大多数人还是选择留下来,并祈祷交战状态能早日结束。有一些殖民地港口即便不太情愿,也还是会为楠塔基特岛的船只提供补给。大陆上的一些商人也经常到岛上以极高的价格兜售产品,岛屿居民除了接受这种价格外也没有别的选择。贵格会的组织会向岛上的教友们提供一些救济。楠塔基特岛的商人们加大了同西印度群岛地区的贸易力度,将鲸鱼油、蜡烛、家畜和烟草贩卖到当地以换取朗姆酒、蔗糖和盐。在楠塔基特岛附近水域,原本因为捕鲸活动的兴起而退居二线的捕捞鳕鱼的活动也重新活跃了起来。

代表团在纽约的行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英国海军准将乔治·科利尔爵士(Sir George Collier)发布了一条命令,禁止“所有私掠船……武装舰船或武装士兵到该岛屿上对居民的地产、房屋和人身进行骚扰、破坏或掠夺”。此外,代表团还促成了一些之前被英国船只俘虏的楠塔基特岛人获得释放。在实现了此行的主要目标之后,代表团决定见机行事,超越镇议会授予他们的权限,与英国陆军指挥官亨利·克林顿爵士(Sir Henry Clinton)协商许可重启此前因战争而被彻底中断的贸易活动。如果英国人能够停止向楠塔基特岛发动进攻,允许岛上居民恢复捕鲸和捕捞鳕鱼的作业,并恢复与大陆地区,也包括英国控制的纽波特和纽约之间的贸易,那么楠塔基特岛人愿意视英国私掠船为“朋友”,不会进口“战争用或军用物资”,也“不会成为心系大陆的人员的聚集地”。克林顿接受了这样的交换条件。当代表团返回楠塔基特岛时,岛上居民宣布代表团的行动“完全符合整个镇子的意愿,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最终,顽固的波士顿代表被其他议会代表团成员说服了,他们都站在了支持楠塔基特岛利益的一方。就这样,申请书被提交给了大陆会议。最终在1783年年初,经投票表决,大陆会议同意向楠塔基特岛颁发35份许可。然而这些许可最终还是没有用上,因为就在大陆会议颁发许可的第二天,美国人接到了在巴黎签署了临时条约的好消息。美国独立战争终于结束了,可惜美国的捕鲸业已经完全毁了。

大陆会议针对楠塔基特岛采取的措施引发了岛内居民的高度关注。岛上的镇民大会在7月做出了应对,派遣代表前往殖民地议会,陈述楠塔基特岛的情况。有文件表明岛上的资源根本不够满足哪怕1/3“岛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正是因为楠塔基特岛严重依赖外来物资,所以岛上居民的生命线很容易被“海军力量”切断。至于在眼下的冲突中选边站队的问题,请愿书中指明“[岛屿]居民大部分是贵格会教徒,他们的教义规定了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出于军事目的拿起武器”。楠塔基特岛的目标就是不冒犯冲突中的任何一方,并祈祷最终能够达成“及时而持久的和解,让双方都能受益”。最后,针对楠塔基特岛是否以任何形式向英格兰捕鲸船提供支持的指控,请愿书称这种说法毫无依据。

不能。

值得。

当我暂住在巴黎的时候,我有机会从伦敦获得了一些关于英国捕鲸船在巴西海岸作业的确切信息,我请求就此向各位大人做出汇报,以免错失我方能够采取有力措施谋取益处的时机。

楠塔基特岛人为代表团的成果而产生的欣慰感转瞬即逝。早在代表团还没有结束行动之前,马萨诸塞普通法院就已经开始审查代表团与英国人会面这个行为本身的正当性。审查背后的推动者是驻扎在新英格兰地区的美国军队指挥官霍雷肖·盖茨上将(Gen Horatio Gates)。盖茨是从自己手下截获的书信中得知楠塔基特岛人精心策划的与英国人的协商,这令他大为光火:“既然[楠塔基特岛]舍本镇(Sherburne)位于你们州,”盖茨在4月16日写给普通法院的书信中说,“我相信尊敬的议会会马上采取适当措施阻止他们与敌人达成任何独立的条约……这样的行为不仅对美利坚合众国危害极大,更是叛国的行径。”盖茨的信件立即发挥了作用,法院传唤楠塔基特岛代表前来为本岛的行为做出辩护。受派遣前来的人是史蒂芬·赫西(Stephen Hussey),他还携带了一份申诉书,其中辩称楠塔基特岛与英国人协商的事“不应受到指责”,其目的“只是为了避免遭受进一步的抢夺和破坏”。赫西的辩护起到的作用有限。法院于6月23日判定楠塔基特岛的“一些居民以非法形式与驻扎在纽波特和纽约的英国军队进行了通信和贸易,损害了合众国的大业”,楠塔基特岛“在某种程度上违反了自己对前述合众国的忠诚义务”。鉴于此,法院禁止楠塔基特岛人再与敌人进行通信,无论是通信或会面都不可以,除非事先获得普通法院的许可。这样的决定显示了法院对于岛上居民的爱国之心仍然抱有怀疑。

然而,楠塔基特岛的厄运并没有被延迟多久。到了1779年4月5日,亲英派的乔治·伦纳德(George Leonard)带领7艘船来到岛上,船上不少船员都是美国人,他们很可能是打算把赌注压在英国人身上碰碰运气。7艘船中有5艘停泊在了港湾入口,2艘停到了码头边。根据凯齐娅·科芬·范宁的说法,伦纳德接到的命令是要确认岛上居民“究竟是支持战争还是和平;支持乔治国王还是美国独立”。英国政府本来就怀疑楠塔基特岛人在“使用从西印度购置的物资和军需产品”支援殖民地定居者。伦纳德的任务还包括铲除岛上的非法组织,销毁他们的财产,迫使他们“服从”英国的指挥官。与此同时,他们不能对岛上那些忠于英国皇室的居民有任何侵害。在伦纳德与本地领袖会面的同时,他手下的100名士兵就成群结队地在岛上乱转,并开始进行掠夺。包括威廉·罗齐和蒂莫西·福格勒在内的一些楠塔基特岛居民试图和伦纳德讲道理,但是毫无结果;其他人则只能满怀忧虑地旁观。然而没过多久,也许是听到了殖民地舰船正向这里驶来的消息,伦纳德和他的手下突然神秘地离开了,走之前还抢走了260桶抹香鲸鲸鱼油、1400磅鲸须和其他一些物品,总价值超过10000英镑。

在目前的情形下,除了楠塔基特岛还有更合适维持这一行业的地方吗?

英国人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到南美洲拉普拉塔河(River Plate)附近进行捕捞活动,收益颇丰……他们共有17艘船,都是九十月份从伦敦出发。船上的水手和高级船员都是美国人。

之后我们一拍两散。

最后我问了他三个问题,分别是:

那么请问还有什么问题呢?”

在战争期间,楠塔基特岛从未正式宣布支持任何一方,并且一直在尽最大努力维持中立地位,不过大陆上的人们仍然会指责楠塔基特岛人积极支持英国。比如1775年12月,康涅狄格州的州长乔纳森·特朗布尔(Jonathan Trumbull)就给马萨诸塞普通法院写信暗示楠塔基特岛的船从长岛进口的物资最终流入了英国人的手中。特朗布尔说:“受英国政府偏爱的地方采购这么多粮食看起来非常可疑,应当对此进行严格监管。”虽然威廉·罗齐后来说服特朗布尔相信“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其他指责者则从未改变过自己的观点。实际上,对于很多殖民地定居者来说,楠塔基特岛选择中立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让人们怀疑岛上居民究竟效忠于谁。他们甚至提出,只要楠塔基特岛不支持殖民地,就一定是殖民地的敌人。

楠塔基特岛受到的冲击是最严重的。在战争初期,岛上曾经拥有150艘捕鲸船,到战争结束时只剩不到30艘。超过1000名楠塔基特岛水手在此期间丧生或被俘,其中大部分是捕鲸人。岛上生活的800户人家里,寡妇的数量达到了202名,孤儿则有342名。财产损失的金额估计超过100万美元,这个数字在一个平均日工资只有67美分的年代里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虽然楠塔基特岛的捕鲸船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这里也不是唯一经历厄运的地方。包括新贝德福德、普罗温斯敦、马撒葡萄园岛、纽波特和南安普敦在内的其他捕鲸港口也都是被攻击的目标,这些地方的捕鲸船队也已经被损毁殆尽。美国捕鲸业这个曾经的巨人被狠狠地击倒在地,人们等着看他还能不能找回往日的风光。

在殖民地的所有地方里,楠塔基特岛很可能是与英格兰联系最紧密、对英格兰依存度最高的一个地方。岛上所有的鲸鱼产品几乎都销往英格兰,岛上人赖以生存的大部分物资也都是从那里买回来的。因此,虽然楠塔基特岛从地理位置上看距离殖民地更近,但是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与英格兰紧密得多。殖民地定居者对于楠塔基特岛人究竟忠于谁的怀疑还因为臭名昭著的《限制法案》而进一步加深了,因为被通过的法案中加入了对楠塔基特岛的特赦条款,这一条款足以证明岛上居民与伦敦之间存在某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另一个足以显示楠塔基特岛人有可能倾向于英国的迹象在莱克星顿和康科德的战斗爆发之后不久就出现了:当时有60名忠于英国政府的人乘船逃到了楠塔基特岛上,并在那里找到了安身之地。一位年轻的岛上居民凯齐娅·科芬·范宁(Kezia Coffin Fanning)在自己日记中写下的内容无疑能够代表许多岛民的想法。在描述1775年5月发生的一次突袭事件时,她在日记的结尾充满感情地写下:“愿上帝拯救乔治国王!”

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因素,但楠塔基特岛上其实并没有多少亲英派托利党人士。实际上,大部分岛民采取了中立的态度,甚至有不少人对于殖民地定居者的事业持同情态度,最终还为革命提供了经济支持或与殖民地人民并肩作战。而且,像楠塔基特岛这样与交战双方都保持关系的例子并不鲜见。殖民地定居者中间同样存在大量反对战争,宁愿继续作为英国子民生活的人。约翰·亚当斯相信殖民地定居者中持有这样想法的人至少能够占到总数的1/3。不过,这些区别并没有被大陆会议或各殖民地议会考虑在内。楠塔基特岛在他们眼中就是一个生活着很多爱国心应当被怀疑的居民的地方,所以这里的人都需要受到严格的监视和管理。就在大陆会议投票通过限制与楠塔基特岛贸易的一周之前,还真发生了足以支持这一理论的事件。1775年5月19日,一艘满载着弗朗西斯和威廉·罗齐的货物的船理应返回楠塔基特岛,但是这艘船却停靠在纽波特购置物资,然后准备驶向波士顿。因为当时的波士顿还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所以罗德岛的州务卿亨利·沃德(Henry Ward)认为:“关于这件事的所有情况都显示出他们为敌人购置粮食的重大嫌疑。”

亚当斯对这种野蛮的行径感到无比气愤。1777年11月,大陆会议任命他为赴法国特派员,协助本杰明·富兰克林和亚瑟·李与法国结成同盟关系。然而亚当斯在1778年4月初来到巴黎的时候,这份同盟关系已经受到了一些冲击。亚当斯不愿就此放弃,而是积极参与了各项行政活动,包括与各阶层人士进行往来通信。亚当斯最初就是通过这些书信了解到有一大批英国捕鲸船队到南美洲海岸附近捕鲸这件事的,他还从报信者那里得知这些捕鲸船上有几百名美国水手,都是被迫在船上劳动的(这个说法无从核实,因为美国商人们的那支马尔维纳斯群岛捕鲸船队很可能也和这些船在一起)。亚当斯抱着极大的热情投身到了解救美国捕鲸人的事业当中。在1778年10月写给大卫·麦克尼尔(David McNeill)的书信中,亚当斯恳求这位成功的美国私掠者袭击英国的捕鲸船队。“如果你愿意进行一项值得称道的大业,”亚当斯说,“那么我确定没有什么能比为祖国的荣誉和利益而奋斗更光荣了。”也是在10月,亚当斯和富兰克林还给法国政府写信,询问它是否愿意出动一艘护卫舰制服捕鲸船队。到11月初,特派员们又给大陆会议主席写信,请求殖民地为相同的目的也派遣一艘舰船。然而,让亚当斯失望的是,谁也不愿意挺身而出。

本文节选自《利维坦:美国捕鲸史》,作者:[美]埃里克·多林,译者:冯璇,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